柳传志:联想是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柳传志退休讲话，以下为录音整理：

谢谢刚才这部片子，确实，往事并不如烟。人老了很容易唠叨，今天我就多谈几句自己的感慨。

有一次我在公园里散步，看见了两个收拾树丛的老工人坐在草地上休息，啃着烧鸡、喝着啤酒。我不由得想起在1978年我工作12年后第一次涨工资，为庆祝，用一只整鸡炖了汤，全家老小每喝一口都不自觉地发出赞美的唉声。脸上表情神圣无比，哪里会想象到有一天吃烧鸡竟然这样随意，漫不经心。

现在，当我坐在风驰电掣般的高铁上、当我看到衣着光鲜的人们在大楼里进进出出、当我在超市里看到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我不由得会想起当年的贫穷，特别是永远挥之不去，难以煎熬的饥饿。两相对比差别之大，甚至会让你觉得是在梦中。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这路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不是亲身参与了改变这一切的奋斗与拼搏，那真的就感觉是电视剧里所说的穿越。我怎么会这么幸运，在几千年中国文明史中，怎么就让我赶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这一段历程。感谢我有机会能活过超过75岁的年龄，使我能亲身体会到什么叫屈辱？什么叫贫穷？什么叫无奈？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的改革开放，它让我们有了甩开膀子干活的机制、有了向上攀登的目标和勇气，这才有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这才有了我们今天工作生活的环境。

幸福是对比出来的，挨过饿的人吃饺子和没挨过饿的人吃饺子，滋味是不一样的。

年龄给了我有更多的经历，因而能产生优势，使我得到了年轻人得不到的幸福。我第一段要说的话就是我衷心感谢改革开放的大时代。

以前我常遇到记者的一个问题是，在你一生中哪件事使你得到了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喜悦、幸福、挫败、沮丧？我认真反思，比较了各种感受，印象最最深刻的、刻到骨髓里的感受原来是恐惧。那是1987年在深圳被骗后的恐惧。当时我们要力图打通一条直接从香港进口的路，李总负责筹来了300万元，我负责到深圳运行，结果钱被深圳的中间商卷走了，人找不着了。我天天晚上和在北京的李勤通电话，天天夜里两三点钟被吓醒，心狂跳不止。300万是通过关系借来的，我们86年全年的利润也就四五十万。而这四五十万是怎么挣来的，每一分钱我几乎都清楚：大雨天老甘舍不得打车，掉进了排水井里；老蔡为了验收机器，50多岁的人了，每天搬运箱子，到后来腰完全直不起来了；胡锡兰是所长的夫人，是第一批评上的副研究员，在展览馆摆着摊子卖汉卡，在当时要舍下这副脸面是要有多大的勇气啊？！钱就是这样一分一分地挣出来的。在深圳的那些日子，白天我可以强迫自己镇静，但到了夜里这些事情一股脑会涌上来，不由你不吓得满身冷汗，心狂跳不止。

钱最后是追回来了，那年打了个漂亮仗。但老李吓的得了房颤，我则长期形成半夜被惊醒，心狂跳不止的毛病，成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最后住进了医院。

在那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在那一片混乱中努力前行的年代，联想哪一年没有要死要活的事儿，一起创业的老同事，哪个不是伤痕累累。

今天在前排就坐的老副总们年龄都比我大，都是我的老大哥、老大姐，他们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什么？

80年代，我们公司年年都赚钱。公司的老同事们平均工资每月都不到100元，我们可以把工资大幅度涨起来，没有人会管我们，因为我们是院里可能唯一上交利润的公司。但是老同志从没有人提过这个要求。我们用赚的钱在香港柴湾买了一个生产主机板的小作坊，那是我们贸工技中工的开始，是今天天下扬名Lenovo生产线的开始。

我们创业的老员工全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人，要生产自己品牌的PC机，在当时虽然几乎是梦想，但那确是我们的初心。

不受利诱，不怕挫折，初心不变，这难道不是最了不起的地方吗？！

1985年的一天晚上，张祖祥兴冲冲地回来交给了我700块钱，他当时负责给一个港商验收机器，那是人家贿赂他的，钱实在太多了，退回去他舍不得。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你明天问那个港商，如果我依然按照规定条例进行验收，那钱你还给我吗？结果可想而知，那700元变成了公司的公款。

老张有两个孩子，家里条件和我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当时的月工资是78元，就是这种情况，老张把放进自己口袋可以无人知晓的700元钱上交给公司了。类似这样的故事我能讲出许多，这就是联想根文化形成的基础，这难道不是老一代创业者们最了不起的地方吗？！

我为什么老要讲生活在这个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幸运？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太难得的机遇，这正如总书记所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要借这个机会改变中国、改变自己。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我亲眼所见我的父辈有多少胸怀大志、聪明无比，不都是蹉跎一生，无法作为。

而同样是这个时代，对于个人来说，努力和不努力，奔日子和混日子，结果也是不一样的。看看历史就知道，上个世纪的100年，整个世界是惊涛骇浪、狂风暴雨。中国处于什么地位？

而今后呢？在这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世界，本世纪会到来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但肯定的是，抓紧机会强身健体，无论是对个人、对企业，都是最好的应对。

老谈大时代，不过是一个见过点世面的老头给下一代的提醒罢了。

至于说为什么要讲老一辈创业的艰辛？今天是我退休的日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联想是柳传志的命，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联想是要传承的，今天的联想控股就应该是宁旻、李篷他们的命！联想最要传承的是什么？就是产业报国的初心，就是我们的根文化。

未来的联想，必定是荆棘多于鲜花、险阻多过坦途。宁旻、李篷你们不容易，心中要有定力，脚下要有根基，把联想好的东西传承下去，才能守住，才能创新！

实践证明，传承，身教是第一重要的，言传也是必不可少的。记住老一辈人的创业艰辛，为的是迎接新联想的到来！

上个世纪80年代，信息化的大潮开始席卷整个世界，明眼人看得清楚，当时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信息化，它的标志是能否对一种叫做PC的新型电脑进行应用。当然，能制造PC将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商机。

当中国政府为了保证中国信息化的应用发展，决定允许外国电脑进口的时候，似乎已决定放弃制造。全世界的电脑巨头一窝蜂地拥进来抢占滩头高地，中国有数的几家电脑公司全部一败涂地，副部级公司长城出的0520，93年一年间就灰飞烟灭。

那么联想在哪儿呢？如果说外国电脑巨头（IBM、Compaq、HP、Dell）是万吨巨轮，联想就是一个舢板，挤在这些巨轮的缝隙中，想要为中国电脑的民族工业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看确实是个笑话，差得太远了，完全不着边际。然而就是这完全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超出了可能，甚至成就了做梦也难以想象的结果。联想的PC电脑不但在几年时间就从竞争行列的尾端窜到了前面，甚至稳居了中国市场的第一，又用10年的时间成为了全球市场的第一！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千军万马之中一杆亮丽的旗帜！

这种横空出世的设想，这种把设想变成每一步都丝丝入扣执行的壮举，以及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结果，烧红了联想的名字、烧红了联想的历史、烧红了每一个联想人的心！

1994年到2000年，对我而言，这是我生命中精华中的精华，这是积全身存储能量的爆发，有这7年，我就不愧此生了。而对联想而言，这是一场大型协奏曲，主旋律当然是和外国电脑巨头争夺中国市场份额的殊死一战。拔得头筹，立下汗马功劳的是杨元庆领导的年轻人。在大规模地调整组织架构，更换业务模式之后，选拔时年29岁的杨元庆担任电脑事业部总经理，我心里是并没有把握的。杨元庆是凭借他的智慧、能力和汗水，凭借他的赫赫战功赢得了同事的尊重和信任，赢得了满场的鲜花和掌声。

那是硝烟滚滚、人喊马嘶的年代，《中国计算机报》、《计算机世界》天天有大幅关于联想攻城拔寨的报道，电脑事业部的年轻人个个像打了鸡血那样眼睛发亮，能连续24小时工作，简直兴奋无比。

但是，我相信直到今天，当年败在手下的外国同行始终没有弄清，我们凭什么战胜了他们。开战之时，无论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我们都差之千里，国家并没有给过我们任何特殊的资助，包括采购（我记得连中科院选用的都是戴尔的机器）。

我想讲两件事：

第一件：1998年在互联网出现，要求上网的声音甚嚣尘上的时候，人们发现消费类用户上网是极为困难的。联想推出了用电话线上网的天禧电脑，叫一键上网，解决了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不属于核心技术，但却是非常实用的应用技术。关键是当我们认为这款产品成熟了，能推出的时候，我们有能力一年在300个城市进行展销。元器件准备充足、生产能力完全匹配、维修服务充分保证，那一年我们的市场份额增加了7%。而背后的故事是，我们派到陕西延安展销的那支队伍，在山路上翻了车，领队的队长叫李文科，鼻梁骨摔折了，但就这支队伍按时按点出现在展销会上。

这故事最起码告诉我们什么是企业文化的力量，和执行的成败在于细节。

第二件：正当联想年年登高的时候，在2000年开始突然受阻。原来是戴尔的主力到了。戴尔公司从90年代初用他们创新的业务模式，横扫美国和欧洲，攻城拔寨、无人能挡。当他们打平了西方国家，发现中国市场之巨大时，开始主攻中国，我们也抵敌不过，连连败阵。记得2001年初联想集团的誓师会上，我大声疾呼：“要让戴尔认识什么是联想，谁叫杨元庆！”一年下来，自己却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是人家知道了什么是联想，而是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戴尔。好在我们知耻而后勇，我们认真分析了戴尔模式胜在什么地方、戴尔是如何打败Compaq的、戴尔在中国打法的特点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创造了一种更新的业务模式，困难的是我们没有时间在沙盘上演练。因为我们同时在和IBM进行并购PC的秘密谈判，如果2003年再输给戴尔，我们的股票就会大跌，那购买IBM PC就会付出双倍甚至更高的代价。于是这种创新的业务模式是在实战中形成规则的。旧的条例破坏了，新的规则要在运行中建立，做过企业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最重要的要求是上下一心、各部门一心，各部门之间要主动的互相补台、互相帮助。企业利益第一、打败戴尔第一，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要主动放在后面。结果，是经过刻骨铭心、惊心动魄的10个月鏖战（我也亲自到浙江和湖北去督战，那是天天插红旗，周周评先进），我们在2003年的10月开始战胜了戴尔，而从此戴尔在中国市场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这个故事一是告诉了我，在挫折面前要知耻而后勇，要认真向竞争对手学习。二是再一次宣示了企业文化的力量。

在我职业生涯的35年中，前一半是作为业务的直接领导者，作为管理层的负责人的身份，总裁的身份在开展工作的。而从2001年联想分拆完毕，则以一个董事长的身份开展工作，也就是从一线退到了二线。

我这样做，是有考虑的。我看到联想成长出一批有能力的年轻人，如果他们有舞台、有锻炼的机会，就有可能做出一番事业，我希望做一个给年轻人提供平台的企业家。我一步步地后退，立南一步步地顶上来，此刻我和立南同时退休，我是一个治理结构意义的董事长，而他则是这个公司的总裁。联想控股的担子实际是压在朱总的肩上。联想控股的业务模式是双轮驱动，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双轮驱动。做的好，对国家的发展是积极的，对企业的收益是丰厚的，而对优秀的员工则有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而实现这种模式又是非常困难的，对开创者来说这是完全不同领域的转换，现在不确定性因素范围之大又远非当年可比。

可喜的是我们一路跌跌爬爬向前走，摔倒了又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但却一直向高处攀爬，一直向前方挺进。记得08年，公司的净资产作价95亿，今天已经是800亿了。无论是财务投资还是战略投资，都有可圈可点的成绩。

朱总是个极有韧性的人，我们的业务模式一致认可，已形成了战略，立南就领导着管理层坚决地执行这个战略，并不停地根据情况进行调整完善。一个人摔倒了能爬起来，并能正视自己的不足，不断调整改进，这种人特别值得尊敬。而我对立南的感情可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而是和他共事多年，他的真诚、坦率，使我觉得有他在我身边我会很安心。现在正是他年富力强、经验老道的时候，他却坚持着眼于企业更长远的发展，要和我共同退休，让更具创新精神，更为国际化的年轻同志接手工作。今天我们把这份事业交到以宁旻和李蓬为核心的管理团队手中，他们将厉兵秣马，带领联想控股朝着我们共同的愿景进发。

今天是个大日子，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是联想控股的接力棒第一次全面交接的日子，联想的新篇章奏响了！

联想是个与众不同的企业。我们的股权结构与众不同，我一心想做的是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这没有家族是指公司里没有人拥有超过3%的股份，包括我，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而后面的“家族企业”四字，则是要通过股权，通过文化让企业的领导人像家族企业一样，做一个有真正主人的企业。而为了让企业的领导人能带领大家向长远的目标前进，不受为短期获利者的干扰，我们专留了20%的，不能买卖的，属于创业员工的股份，一是作为镇山之宝，二是企业要年年分红，让这些创业的老同志生活上永远没有后顾之忧。

宁旻和李蓬接过的棒是沉甸甸的，这不仅是信任的沉重、是责任的沉重，而且是难度的沉重。

我们的愿景是一个非常高远的目标，正如宁总刚才讲话所言，我们的现况离这个目标有很大的差距。而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将是非常艰难。

宁旻和李蓬他们胸怀大志、坚韧不拔，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经历过多次战斗的洗礼。他们是联想控股执委会，除我们以外，还包括赵令欢、陈绍鹏、唐旭东，经过长年考验，精挑细选的接班人。

我非常同意宁旻讲话中谈到的新的核心领导团队将主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坚持，二是发展。

坚持就是别急，先好好活下来，打牢基础。即便这样，坚持也是要有能力的。首先就是坚韧不拔。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接手这样大的一个摊子，摔跟头、受挫折是难免的。而坚韧不拔，它不仅说的是意志品质，它也是能力的表示：在挫折和困难面前，班子能高度一致，领导三军依然斗志高昂、头脑清醒，不断复盘，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发展、为加速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发展，实现愿景，让联想的战旗高高飘扬是必然的追求。前面的人、后面的人都在注视着你们，期待着你们！带领三军迈向更高的山峰。

我和朱总代表老一代把接力棒交到你们手里，充满信任，充满敬意，说一声：“拜托了”！

在此处，我还要向控股形成战略支柱：IT、金融、农业、化工、现代消费的领导人，特别说一句：你们是控股的支柱，我们是一个战斗的整体。控股一定要做到既有监督又充分放权，而且能及时给予各种资源的支持。以前做的不够的地方，敬请原谅，相信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下面我应该表示感谢了，但在之前，我要对一个群体表示歉意，说对不起。而这个群体则正是我最贴身的、最亲近的人——这就是联想控股的同事们。

由于我往后退，不负责具体业务，自然和大部分控股的部门接触很少，和同事们接触也很少。有不少同事不但叫不出名字，而且也没谈过话。

记得很多年前，我和一个老同事发脾气，完了以后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凭什么和你发火，就因为我是你的领导，你出了错，我有一份责任；你受了欺负，我要为你出头。

那些时候，虽然大家看见我面目狰狞，但估计没什么人恨我、讨厌我。

现在我要退休了，很多同事看见的是一个面目模糊的老头，还要在台上指手画脚地讲话。自己想想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只能向大家诚心诚意地说一声对不起了，等以后再来看望大家，好在那样大家看见的是一副和善的面孔，对我的印象会好点，也是好事。

在离开舞台之际，要感谢的人、感谢的组织太多了。没有中国科学院三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和开明，就不会有联想的存在；没有北京市中关村形成的小环境，我们就不能顺利成长。

感谢发改委、工信部、金融系统、工商联，以及各地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使联想能克服困难走到今天。

感谢董事会的各位独立董事为联想的事业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最后要特别感谢媒体。我对媒体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从80年代起，改革开放一直是有阻力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一路磕磕碰碰，而中国媒体的主流始终在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甚至奔走呼号。他们对我的帮助也是巨大的，有时候他们问我的尖锐问题常把我引入更深刻的思索。再三向媒体界的朋友致敬！

75岁，我交走了接力棒，却收获了满满的、浓浓的感情，有家人的、有同事的、有朋友的。在业界35年，我交了一些值得信赖，有情有义的朋友。在看到传记类、历史类书籍，讲到朋友之间如何仗义而为时，我心中会产生不由自主的温暖：我也有这样的朋友！

至于说到对家人的感情，妻子的、兄弟姐妹们的、孩子们的，那就不能在这儿表达了，太肉麻。此刻我的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祈盼，祈盼我身体好好的，平安谢幕。

亲爱的同事们，我想发言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公司成立30周年时，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翻过的只是丘陵，你们要攀登的才是真正的高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