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讲话，争议之外更应有深思

“金融非官方非专业人士”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引起了较大的争议，特别是这一讲话发生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而许多人认为蚂蚁金服的成功和其享受较少的监管有关。但是，如果将视角从马云、蚂蚁金服等争议话题上移开，正如马云在讲话中多次提及责任、担当、思考，马云的讲话确实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是发展的重要性问题。马云发言一开始就提出，“现在的趋势越来越像是全世界变成了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很少去想年轻人的机会、发展中国家机会在哪里，这其实是导致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的根源”。这个论述其实很深刻。为什么2016年美国选出“非主流总统”特朗普，为什么许多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民众对政府不满。2017年，19大报告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判断，即“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近几年的经济形势和社会舆论来看，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固然重要，但解决“发展”问题也同样重要：随着近些年经济增速下滑，社会舆论中的不满、焦虑、戾气等也有增多的趋势。关于这一点，曾经因“996福报”言论引发舆论批驳浪潮的马云想必有切身体会。

二是如何促进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理论上没有疑义：发展应该主要靠社会、靠创新、靠年轻人、靠市场配置资源。但在实践中，按照马云的说法，“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政府文件越来越多，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可能越来越少。其实，政府文件也多次提及这个问题，18届三中全会、19大报告都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在中国这么一个有大政府传统的国家，分清“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践起来并不容易。

三是政府的角色问题。政府能在发展中缺席么？显然也不能，政府应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2020年胡润百富榜显示，马云及其家族以4000亿元第四次成为中国首富，而同时，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从海内外实践来看，市场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政府通过遗产税、累进税制等工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在中国遗产税尚未普遍征收，而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反而使得中国税制更具累退性质，加剧了贫富差距问题。在外滩金融峰会上，许多政府官员对创新、监管进行了分析，但却很少有官员谈及贫富差距和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四是金融风险的问题。马云演讲很大篇幅是关于金融体系和金融风险，其讲话之所以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部分内容。但相比于上面三个问题，金融风险反而可能是马云讲话中“最不重要”的一个问题。马云所言“巴塞尔协议象老年人俱乐部”“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风险”自然有偏颇之处，但金融监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也确实需要仔细考量。第一，金融监管的成本。为什么需要防控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会溢出、扩散、放大，进而带来负外部性。那么，以巴塞尔协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是否有成本呢？显然也有，金融监管将导致金融体系信用创造能力下降、流动性水平降低，进而推升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研究显示，巴塞尔协议III可能推升各国经济信贷成本约60-80BP。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关系需要权衡，监管收益与监管成本的关系也需要权衡。第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从历史来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变是动态、因市场行为、市场结构而变的，相比之下，金融监管、监管指标则是静态、滞后的，静态的监管指标在多大程度上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其重点是当时的金融监管层没有意识到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个巨大、复杂的影子银行，而雷曼兄弟的破产引发了影子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危机。

整体来看，马云的讲话有争议之处，但也提出了许多值得社会、政府深思的问题。有些问题短期内可能没有答案，但长期来看，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经济和社会更加良性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